当前位置博天堂线上娱乐 > 足彩资讯 > 柬埔寨赌场欠钱可以走_江南文化系列报道⑧孔乙己为什么能一直赊账

柬埔寨赌场欠钱可以走_江南文化系列报道⑧孔乙己为什么能一直赊账

点击: 1522 时间:2020-01-09 11:27:52 作者:博天堂线上娱乐 

柬埔寨赌场欠钱可以走_江南文化系列报道⑧孔乙己为什么能一直赊账

柬埔寨赌场欠钱可以走,钱江晚报-小时新闻 首席记者 王湛

通讯员 王苇佳 邱伊娜

清代举人郑澐修纂的《乾隆·杭州府志》记载,1699年,清代康熙皇帝巡视江南时,途中发出感叹,天下所有的丝绸供应、种桑养蚕之地尽在江南,盛赞当时的江南丝绸贸易。

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介绍,明清时期,江南商业逐渐繁盛,农民追逐商业利益,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效益更高的种桑养蚕农事之中,以致出现了稻田改成桑地,甚至需要从外地购买粮食的现象。

除此以外,江南商业的发展,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,还形成了许多江南习俗。“你可能不知道,我们现在常见的赊账,就是那时候出现的。”余连祥笑着说。

浙江嘉兴等地首先出现雇人织绸现象

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江南产生

“明初,郑和下西洋后,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。”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说,因此,江南的蚕桑丝绸成了国际化的商品,浙江的南浔、乌镇等成为了专业的丝绸市镇,有“无丝不成镇”之说。

明朝中期,濮院(现属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)等丝织业发达的市镇上首先出现了雇人织绸(布)这一现象,余连祥解释,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,江南也就成了我国第一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。

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在《补农书》中通过计算得出结论,同样一块地,用于栽桑养蚕比用于种稻麦,收益要高出四五倍乃至十几倍。蚕桑生产周期短,收效大,俗谓“四十五天见茧白”。

实际上,自明朝开始,江南许多农民确实就是毁粮田改桑地,并拿出种稻米的黄金时间春夏季用来养蚕,秋冬再种稻米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在清代《乾隆朱批奏折》中,会记载“杭嘉湖等属,人多田少,全赖客米接济”。也就是说,蚕农往往用卖蚕茧或蚕丝所获得的钱买米,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夏时节。

余连祥认为,这些行为都说明江南人商业意识的加强。

“因为需要买米,还促进了专业性米市的形成。”余连祥介绍,俗语“东门菜,西门水,南门柴,北门米”,说的就是南宋都城临安专业市场的分布。而现在杭州城内武林门(以北以西)的位置就是当时城北专业性米市的所在地。

江南商人形象改变

从薄情奸商到勤劳智慧

余连祥介绍,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,各阶级的排位为“士农工商”,读书做官的人地位是最高的,商人的地位最低下。

《史记》中记载,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颁布“贱商令”,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做的华美衣服,出行不能坐车。《宋史·选举》显示,宋代早期的科举制度将商人与大逆不道、不孝不悌的人同列为禁止参与科举的群体。

“但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,市镇作为商品交换的集散地迅速发展,都让商人的地位有所改善。”余连祥表示,明清时期的商人地位提升后,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余连祥讲了地方志《缙云县志》记载的一则小故事:

清代嘉庆十六年,浙江缙云发生旱灾,当地商人吕载扬不忍看百姓受旱灾之苦,自己掏钱,到外地购买粮食,赈济灾民,救活了许多即将饿死的百姓。

不过,余连祥补充道,明清时期,除了慈善事业,商人还尝试涉足政治领域,他们通过捐资入官、培养子弟入学等手段,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,以至出现了商人做官参政的社会趋向。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重视。

商人地位的转变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,余连祥说:“明清时期,文艺作品中商人的形象从反面的‘薄情奸商’的形象为主,开始向勤劳智慧的成功商人形象转变。”

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里,提到了嘉靖年间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施复夫妇。这对夫妇织出的绸缎色彩润泽,引得买家加价竞买,几年间,二人省吃俭用,用积蓄购置了两三座大房子和三四十张织机。作者冯梦龙在小说中称赞他们“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”。

孔乙己能够一直赊账

因为“三节清账”的江南习俗

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孔乙己,是绍兴咸亨酒店的常客,喝酒没带现钱时,他就将名字记在酒店的“粉板”上,待到还清酒钱,再将自己的名字抹去。

“民国时期的江南小城镇,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。店家与顾客、店家与店家之间,往往可以赊账。因为孔乙己在酒店的信用不错 ,‘从不拖欠酒钱’,故能一直赊酒喝。”余连祥说。

在余连祥看来,这和江南“三节清账”的商业习俗有关。店家每年端午、中秋和年关会相互清理账目。端午、中秋可以马虎一点,但年关必须认真清理账目。

“根据习俗,收账的最后期限是在除夕夜。大年初一天亮后一般就不再收账。”余连祥说,“因为在江南人习俗里,年初一就向人收账,不吉利。”

丰子恺在《过年》里写过童年年关清账时“吃串”的故事:

黄昏,渐渐有人提了灯笼来收账了。我们就忙着“吃串”。听来好像是“吃菜”。其实是把每一百铜钱的串头绳解下来,取出其中三四文,只剩九十六七文,或甚至九十二三文,当作一百文去还账。吃下来的“串”,归我们姐弟们作零用。我们用这些钱还账,但我们收来的账,也是吃过串的钱。

余连祥推测,店家大概是打算通过“吃串”,给孩子也培育一点商业意识。孩子平时在店里,总会被使唤帮点忙,年关的“吃串”也算是对于帮忙的酬劳。

从这些习俗里,余连祥认为,也能看出江南地区对商业的重视。

余连祥,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。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两项、省部级项目4项,出版《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》、《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》、《鲁迅画传》等著作7部、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,成果获省人民政府奖、五个一工程奖等。

视频推荐

热门推荐